[轉基因食品] 轉基因爭議中的偽命題和真命題
前不久，壹篇文章以誘導性、暗示性的語言揭發某知名“反轉”人士的網上商城銷售的非轉基因食品價格過高，進而質疑其反對轉基因產業化的真實動機。這立即引發了“挺轉”和“反轉”陣營的又壹次不會有任何結果的對掐，雙方也都陷入了壹些誤區。非轉基因的食品就壹定得很貴嗎？這不符合事實，市面上絕大多數農產品根本沒有轉基因品種，但照樣很便宜，而且可以便宜到讓農民虧本。如果非轉基因的食品就得貴，那麼這就為推廣轉基因產業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。因為支持轉基因的壹大理由據說就是提升農業生產效率、降低生產成本、保證充足供應，降低食品價格。非轉基因也不意味著安全。現在的人難免對農產品的農藥和抗生素殘留、重金屬污染和非法添加劑心存芥蒂。光靠反對轉基因，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，而是需要對農業的生產和市場體系進行通盤的檢討。
但這樣的壹場喧鬧，卻再壹次把轉基因爭論局限在食品安全議題之上，其他的重要問題仍然得不到討論。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壹場夙怨又壹次在死胡同裡狹路相逢，問題本身是什麼已經不再重要，只是結下的梁子需要經常性地通過攻擊對方來宣泄，同時各自再壹次確認自己的絕對正確。借用劉慈欣在《叁體》裡的情節，雙方都被打上了“思想鋼印”。壹切都是鋼印與鋼印之間的沖撞，而不是憑借事實依據的辯證攻防。怨恨有它自己的動力和邏輯，與尋找真相沒有任何關系。但每當怨恨升起，被當槍使的總是科學。
偽命題壹：轉基因問題就是科學問題
在國內壹些轉基因支持者看來，轉基因簡直是檢驗壹個人科學觀的試金石，不支持轉基因就意味著愚昧、信謠、保守，不用說什麼理由。
但轉基因恰恰不只是科學問題。科學是關於認識世界，而轉基因在試圖改變世界，現階段是改變世界農業。既然涉及農業，那麼它必然是社會、經濟和政治問題。顯然，科學的態度應該是堅持在倫理規范下展開研究，但把實驗室以外的問題交給更廣泛的研究和討論。可是，國內壹些“科學人士”壹方面通過上書領導人、制造公關事件和發動媒體攻勢來獲得政治和輿論影響力，積極倡導轉基因產業化，另壹方面卻反對“把科學政治化”，試圖扮演那種老海報上實驗室裡穿著白大褂、舉著試管，身邊轉著原子模型的國家的現代化功臣。
但是，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已經深刻改變了。科學、技術與社會研究（簡稱“STS”）領域著名學者堂娜·哈拉維（Donna Haraway）在她出版於1997年的壹本有著古怪名字的著作《克制的_見證人@第贰個_千年. 女男人?_遇見_腫瘤鼠?：女性主義與技術科學》（Modest_Witness@Second_Millennium. FemaleMan?_Meets_OncoMouse?: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）中，把那種老海報上的科學家稱為“克制的見證人”（modest witness）。所謂“克制的見證”（modest witnessing）的提法來自17世紀化學家羅伯特·波義耳，他要求科學家克制地描述自己在實驗中所觀察到的東西，而不去做跳躍式的結論，或者急於建立缺乏依據的關聯，由此來避免主觀判斷和情緒影響科學研究。長期以來，這些克制的見證人在公眾眼中保持著客觀、中立、權威的形象，當他們說話時，人們就像聽到他們的研究對象在說話，而沒有他們自己的主觀態度。
哈拉維認為這種“克制的見證人”的形象已經遠去了。因為科學已經不再只是關於發現客觀世界的真理，而變成了代表超級資本主義（hypercapitalism）改變世界的“技術科學”（technoscience，“技術”重讀）。具有高度標志性意義的事件是80年代初，哈佛大學兩名研究員通過基因編輯技術研發出了先天攜帶致癌基因，因此極易患癌的“腫瘤鼠”（OncoMouse?），用於癌症研究。1988年，哈佛大學獲得了這項發明在美國的專利，腫瘤鼠成為世界上第壹種被授予專利的動物。這種老鼠既是科研成果，也是商品，它入市時的售價為每只50美元，這壹年底，《財富》雜志將腫瘤鼠列入了當年“拾大熱門產品”名單。哈佛大學隨後把該項專利轉讓給了這項研究的資助方杜邦，該項專利直到2005年才過期。此後，更多的遺傳生物學研究在學術機構和企業之間發生。在生物變異的同時，大學和科學家也“變異”了。他們不再是“克制的見證人”，而是成為“學術-產業復合體”（academic-industrial complex）的壹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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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這樣的壹場喧鬧，卻再壹次把轉基因爭論局限在食品安全議題之上，其他的重要問題仍然得不到討論。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壹場夙怨又壹次在死胡同裡狹路相逢，問題本身是什麼已經不再重要，只是結下的梁子需要經常性地通過攻擊對方來宣泄，同時各自再壹次確認自己的絕對正確。借用劉慈欣在《叁體》裡的情節，雙方都被打上了“思想鋼印”。壹切都是鋼印與鋼印之間的沖撞，而不是憑借事實依據的辯證攻防。怨恨有它自己的動力和邏輯，與尋找真相沒有任何關系。但每當怨恨升起，被當槍使的總是科學。
偽命題壹：轉基因問題就是科學問題
在國內壹些轉基因支持者看來，轉基因簡直是檢驗壹個人科學觀的試金石，不支持轉基因就意味著愚昧、信謠、保守，不用說什麼理由。
但轉基因恰恰不只是科學問題。科學是關於認識世界，而轉基因在試圖改變世界，現階段是改變世界農業。既然涉及農業，那麼它必然是社會、經濟和政治問題。顯然，科學的態度應該是堅持在倫理規范下展開研究，但把實驗室以外的問題交給更廣泛的研究和討論。可是，國內壹些“科學人士”壹方面通過上書領導人、制造公關事件和發動媒體攻勢來獲得政治和輿論影響力，積極倡導轉基因產業化，另壹方面卻反對“把科學政治化”，試圖扮演那種老海報上實驗室裡穿著白大褂、舉著試管，身邊轉著原子模型的國家的現代化功臣。
但是，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已經深刻改變了。科學、技術與社會研究（簡稱“STS”）領域著名學者堂娜·哈拉維（Donna Haraway）在她出版於1997年的壹本有著古怪名字的著作《克制的_見證人@第贰個_千年. 女男人?_遇見_腫瘤鼠?：女性主義與技術科學》（Modest_Witness@Second_Millennium. FemaleMan?_Meets_OncoMouse?: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）中，把那種老海報上的科學家稱為“克制的見證人”（modest witness）。所謂“克制的見證”（modest witnessing）的提法來自17世紀化學家羅伯特·波義耳，他要求科學家克制地描述自己在實驗中所觀察到的東西，而不去做跳躍式的結論，或者急於建立缺乏依據的關聯，由此來避免主觀判斷和情緒影響科學研究。長期以來，這些克制的見證人在公眾眼中保持著客觀、中立、權威的形象，當他們說話時，人們就像聽到他們的研究對象在說話，而沒有他們自己的主觀態度。
哈拉維認為這種“克制的見證人”的形象已經遠去了。因為科學已經不再只是關於發現客觀世界的真理，而變成了代表超級資本主義（hypercapitalism）改變世界的“技術科學”（technoscience，“技術”重讀）。具有高度標志性意義的事件是80年代初，哈佛大學兩名研究員通過基因編輯技術研發出了先天攜帶致癌基因，因此極易患癌的“腫瘤鼠”（OncoMouse?），用於癌症研究。1988年，哈佛大學獲得了這項發明在美國的專利，腫瘤鼠成為世界上第壹種被授予專利的動物。這種老鼠既是科研成果，也是商品，它入市時的售價為每只50美元，這壹年底，《財富》雜志將腫瘤鼠列入了當年“拾大熱門產品”名單。哈佛大學隨後把該項專利轉讓給了這項研究的資助方杜邦，該項專利直到2005年才過期。此後，更多的遺傳生物學研究在學術機構和企業之間發生。在生物變異的同時，大學和科學家也“變異”了。他們不再是“克制的見證人”，而是成為“學術-產業復合體”（academic-industrial complex）的壹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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